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郭怀英，在北京联合论坛会上，做了我国制造业就业的总体趋势判断的讲演，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从国际比较看，就业增长还有很大潜力

       结构偏离度是指某一行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一般来说，结构偏离度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结构正偏离的行业存在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性，而结构负偏离的行业则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性。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我国2003年的人均GDP为9105元/人（当年价），折算为 1980年美元为722美元。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内插法计算，722美元对应的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为15.7和12.8，而我国2003年制造业实际的产出和2002年劳动力比重分别为39.9%和11.3%。显然，与国际标准模式相比，我国产出比重明显偏高，就业比重明显偏低，我国制造业的结构偏离度偏高。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未被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随着工业化的继续推进，制造业部门结构偏离度下降的趋势会停止，部门就业弹性有可能上升，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会有较大改善，由此可见，我国制造业就业还没有达到高点，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就业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存在上升的潜力。

       二、未来5年制造业就业将呈现快速上升势头

       从经历的时间和就业数量看，我国提前经历了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经历，但从到达的程度和水平看，我国制造业就业水平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发展阶段上。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实行了一种赶超式的片面的工业化战略，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国情，即特殊的体制和特殊的产业结构格局。1995－2001年制造业就业的深幅调整，是我们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国有企业转制不得不经历的阵痛，这一调整并不代表今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制造业就业仍将延续以前的下降趋势。应该说，过去体制和结构调整造成的就业释放能量已经基本消化完毕，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近期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和新的变动趋势。

       随着制造业景气回升和效益提高，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继续增加，未来5年我国制造业就业走势将延续2001、2002年以来的上升势头。

        三、趋势性下降的拐点将在2010年左右出现

        1、现阶段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2020年前，产业结构的主体一直处于重化工业阶段，工业化路径选择偏离了要素禀赋的方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工业化过程中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大多借用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有些是直接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存在着与我国劳动力资源适应性差、与市场规模相比生产能力过剩等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越晚，借用技术的资本利用、劳动节约的程度就越高。我国从工业化初期就采用促进高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政策，又加重了这一趋势。

       2、资本深化降低了制造业就业增长的空间

        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制造业领域的资本深化一直在进行，上世纪80年代后走上一条迅速资本深化的路子，投资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高增长。由于人员工资的增长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实际利息率不高，资金使用价格偏低，造成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加速用资本替代劳动。1981年工业部门国有、集体和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分别为0.8、12.62、-0.01，1996年迅速上升到30.88、23.09、23.65，年均增长率分别是15%、16%和 13%。从长期看，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的加强，使得就业量的增长必然慢于资本的增长。

        3、产业转移导致的就业调整减弱就业增长的动力 

         过去西部的产业结构偏重，主导产业与本区域内在其它产业联系较少，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由于全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销售收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全国市场一体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使中西部制造业已经不允许其再经历工业化发展的典型演进次序。预计，未来西部地区，以农产品为原料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将获得较快发展，并带动一定规模的就业上升。

      未来20年既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集中凸现期。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率、高储蓄率拉动，汇率是否升值面临两难选择，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下，未来无论在那个环节上出现问题，将引发经济全局性的连锁反应。同时前期制造业就业恢复性上涨效应消失，必然会在2010年左右出现回调。

       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所课题组认为： 2006年扩大消费的工作重点应是增加即期收入、引导支出预期、改善消费环境。由于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总体明显偏低的结构性原因，需要历史性提升，明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应该为15%（假设通胀率为1%，），其中居民消费比重应该提高3个百分点。

       （一）增加即期收入的工作重点应放在中小企业贷款、大学生就业、价格上涨结构调整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首先,应扭转目前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贷款规定，鼓励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通过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来促进就业的发展。其次,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要更加重视，采取措施鼓励毕业生回家乡工作，并出台更宽松的有利于自主创业的政策。要继续扶持粮价，确保农民种粮收入稳中有升，同时化解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要根据实际生活水平适度调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扩大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费。

       （二）引导支出预期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教育收费、节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保障以及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等方面。首先，要切实贯彻义务教育方针，尽快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一切收费项目，而由中央财政负担。其次,在适时适度上调生活资料价格的同时，要按照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总要求，推广节约型消费模式，降低居民的基本生活成本，缓解未来基本生活支出持续上涨预期。率先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在城镇和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建立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制度，稳定未来养老、医疗支出预期。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健发展汇率远期交易，稳定人民币汇率变动预期。

     （三）改善消费环境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市场调控、整顿市场秩序等方面。首先,应继续推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完成农村电网改造、电信网路铺设、公共医疗设施投入三个方面的工作。其次,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要环节应包括：严格控制高档住宅的审批，规范经济适用房购置权的发放，有效监管房地产中介市场，加大公房投入市场的力度，加快廉租房建设。整顿市场秩序要从纠正政府自身行为着手，取消针对小排量节能型汽车的歧视性限制，促进工商管理部门依法行政、严格执法。